针对您提出的“监护人与未成年人均为被害人,询问时能否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在场”这一问题,我们可以从法律条文、司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等多个角度进行深入分析。
首先,从法律条文的角度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款明确规定,讯问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这里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指的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般由父母担任。然而,该条款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即当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时,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在您所描述的情境中,如果监护人(法定代理人)与未成年人均为被害人,且不存在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为共犯的情形,那么从法律条文的角度来看,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是有权在场参与询问的。
然而,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司法实践中的复杂性和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在司法实践中,有时会出现监护人(尤其是父母)在场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真实陈述的情况。例如,未成年人可能因畏惧父母责备而作出虚假陈述,或者因父母在场而情绪激动,导致询问难以进行。这些情况都表明,机械地适用法律条文可能并不总是符合未成年人的最佳利益。
此外,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优先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和合法权益。如果监护人在场可能对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压力或影响其真实陈述,那么司法人员应当有权根据具体情况作出最佳选择,包括排除监护人的在场权,转而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办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例如,最高检于2017年下发的《未成年人刑事检察工作指引(试行)》就增加了“未成年人有正当理由拒绝法定代理人到场”“到场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真实陈述”等表述,以及“其他不能或者不宜到场的情形”这样兜底性的条文。这些规定为司法人员提供了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以便他们能够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作出最有利于其的选择。
综上所述,虽然从法律条文的角度来看,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在询问未成年人时通常有权在场,但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具体情况和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灵活处理。如果监护人在场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的真实陈述或身心健康,司法人员有权排除其在场权,并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询问。这样的处理方式既符合法律精神,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特殊利益的充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