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概述：结合新闻背景中的三起食用植物油掺假掺杂案例，认定掺假掺杂的事实与证据需从检测报告、生产记录、原料来源、标签标识、证人证言及电子数据等多维度综合判断。以下结合具体案例与法律条文展开分析：

一、认定掺假掺杂事实的核心证据类型

1. 检测报告（直接证据）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87条，市场监管部门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是认定掺假掺杂的关键证据。例如：

   • 广西南宁案例中，执法部门从企业废弃物间查获的“芝麻油调色剂SK-1708”经检测含苏丹红Ⅰ（一类致癌物），直接证明企业存在添加非食品原料的违法行为；
     
   • 陕西西安案例中，标称“纯正菜籽油”的产品被检出棉籽油成分，违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中“单一品种食用植物油中不得掺有其他油脂”的强制性规定。

2. 生产记录与原料台账（间接证据）
   企业生产记录、原料采购单据、库存台账等可佐证掺假行为。例如：

   • 云南曲靖案例中，企业使用菜籽油与大豆油混合分装冒充纯菜籽油，其生产记录中“原料配比”与成品标签标注的“100%菜籽油”矛盾，形成完整证据链；
     
   • 陕西西安案例中，企业违法所得达2480.38万元，其销售记录与检测报告中的掺假比例相互印证，证明违法行为规模。

3. 标签标识与宣传材料（辅助证据）
   标签虚假标注是掺假行为的常见伴随现象。例如：

   • 云南曲靖案例中，企业通过标签标注“特级初榨橄榄油”误导消费者，实际使用临期橄榄油与葵花籽油混合，违反《食品安全法》第71条“标签不得含有虚假内容”；
     
   • 陕西西安案例中，企业标签标注的配料与实际成分不符，直接构成《产品质量法》第39条规定的“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4. 证人证言与电子数据（补充证据）
   员工、供应商的证言及企业监控录像、财务系统数据等可辅助证明主观故意。例如：

   • 广西南宁案例中，企业员工指认“调色剂”用于调整油品颜色以冒充芝麻油；
     
   • 云南曲靖案例中，企业利用色差冒充他人商标，其设计文件与生产批次记录可证明侵权行为。

二、法律定性：掺假掺杂的行政与刑事责任

1. 行政责任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24条，掺假掺杂行为可处“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及工具，并处货值金额10-20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例如：

   • 云南曲靖案例中，企业被罚款265.38万元并吊销许可证，责任人被禁业5年；
     
   • 陕西西安案例中，企业除行政处罚外，因违法所得超2000万元，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2. 刑事责任
   若掺假物质为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如苏丹红Ⅰ），则构成《刑法》第144条“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最高可处死刑。例如：

   • 广西南宁案例中，企业因添加苏丹红Ⅰ被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若查实主观故意，责任人可能面临刑事追责。

三、对公众与行业的启示

1. 消费者维权路径
   若购买到掺假食用油，可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要求“退一赔三，最低赔偿500元”，并保留购物凭证、检测报告等证据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

2. 企业合规建议

   • 严格落实原料验收制度，禁止使用非食品原料；
     
   • 规范标签标注，确保配料表与实际成分一致；
     
   • 定期自查生产记录与库存，避免“账实不符”风险。

3. 行业监管趋势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的专项整治行动表明，监管部门将通过“飞行检查+抽检监测+大数据溯源”手段严打掺假行为，企业需强化全链条风险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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