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案件中，当需要对未成年人进行询问并制作笔录时，关于监护人是否需要一直在场的问题，这主要涉及到我国法律对于讯问、询问未成年人时参与人的相关规定。

首先，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第1款的规定，讯问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这里的法定代理人，通常指的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一般由父母担任。该条款的立法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讯问过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同时让法定代理人能够见证并监督整个讯问过程。

然而，法律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如果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那么也可以通知未成年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或者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这些例外情形的设置，是为了应对实际办案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

进一步地，从实际操作和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来看，虽然法定代理人作为监护人，在理论上应该是未成年人权益的最佳保护人，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性侵案件中的未成年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的在场可能会对未成年人的陈述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未成年人可能因畏惧父母的责备而作出虚假的陈述，或者因父母的训斥指责而赌气作出有罪的虚假陈述。在这些情况下，如果机械地适用法律，要求法定代理人必须在场，反而可能会对未成年人的权益造成损害。

此外，随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不断完善，以及同步录音录像、未成年被害人/证人“一站式”取证、心理疏导等机制的不断健全，司法机关的办案专业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这些机制和制度的完善，使得需要法定代理人在场所起到的见证、监督、维权、帮教、心理疏导等功能，完全能够由其他合适成年人或者专业人员来替代实现。

因此，虽然法律原则上规定了讯问未成年人时应当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存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到场可能影响未成年人真实陈述等特殊情况，司法人员可以根据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选择，包括通知其他合适成年人到场或者采取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这样的做法既符合法律的立法初衷，也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充分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