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方利用交警胁迫背景下签订协议且无直接证据的情况下，调解机构可通过以下方式协助你维权，但需结合具体策略弥补证据不足的短板：

一、调解机构的核心作用：程序推动与证据挖掘

调解机构虽非司法机关，但可通过程序性介入和证据引导为你争取维权空间：

1. 启动调解程序：
   调解机构可主动联系对方，要求其提供协议签订时的自愿性证明（如录音、书面确认等）。若对方无法提供，调解机构可依据《民法典》第150条（胁迫导致民事法律行为可撤销）记录对方“无法自证自愿”的事实，间接支持你的主张。

2. 协助固定间接证据：
   即使无直接胁迫证据，调解机构可引导你收集以下间接证据链：

   • 时间关联性：协议签订时间与交警处理事故的时间、地点的重合性（如事故认定书出具后立即签订协议）；
     
   • 内容不合理性：协议条款是否明显偏向对方（如赔偿金额远低于实际损失）；
     
   • 证人证言：是否有在场人员（如其他交警、围观群众）能证明对方曾以“不签协议就不放行车辆”等言语施压。

二、调解机构可能采取的具体措施

1. 组织双方质证：
   调解机构可要求双方对协议签订过程进行陈述，并针对矛盾点（如“是否自愿”“是否有威胁”）进行质证。若对方陈述存在漏洞（如承认“曾提及交警处理结果”），调解机构可记录在案，作为后续诉讼的参考。

2. 引入第三方评估：
   若协议涉及赔偿金额，调解机构可委托专业机构（如物价局、医疗鉴定机构）对损失进行评估。若评估结果与协议金额差异显著，可间接证明协议因胁迫导致显失公平。

3. 出具调解建议书：
   若调解机构认为胁迫事实存在，可出具书面建议，明确协议可撤销或变更，并建议双方通过诉讼解决。该建议书虽无法律强制力，但可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参考。

三、你的配合义务与注意事项

1. 主动提供线索：
   向调解机构详细描述胁迫场景（如交警在场时的具体言行、对方的语言威胁内容），即使无直接证据，细节描述可帮助调解机构判断合理性。

2. 申请调解机构调取证据：
   可要求调解机构向交警部门调取事故处理时的执法记录仪视频、询问笔录等，确认交警是否存在不当介入协议签订的行为。

3. 做好诉讼准备：
   若调解无果，需及时向法院起诉撤销协议。根据《民法典》第152条，你需在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1年内行使撤销权，逾期将丧失权利。

四、风险提示：证据不足的应对

若调解机构因证据不足无法直接支持你，仍可通过以下方式降低维权成本：

• 降低诉讼风险：调解机构出具的记录、建议书等文件，可辅助你在诉讼中证明“已通过非诉途径积极维权”，避免被认定为“怠于行使权利”；
  
• 促成和解：调解机构可基于评估结果，提出更合理的赔偿方案，推动双方达成和解，避免诉讼耗时耗力。

建议：立即向调解机构提交书面申请，详细说明胁迫经过，并附上协议文本、事故认定书等材料。调解机构介入后，若对方仍拒绝协商，可同步准备诉讼材料，确保权利不受时效限制。如有具体协议条款或胁迫细节需要分析，可进一步向我提供，我会为你制定更精准的维权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