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方式受到了儒家思想，特别是“仁道”和“恤幼”理念的深刻影响。这些思想倡导对未成年人施以特殊优恤，体现在立法、司法以及预防犯罪的各个方面。

首先，在立法层面，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明确划分，并据此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例如，在汉代，统治者通过年龄来划分未成年人的判罚标准，而非秦代的身高标准。到了唐代，《唐律》更是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系统化的规定，年满10岁而不满15岁、年满7岁而不满10岁以及未满7岁的未成年人，根据其所犯罪行的性质和严重程度，分别予以不同程度的减轻或免除处罚。

其次，在司法实践中，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逮捕、审讯和收赎等方面也体现了“仁道”和“恤幼”的思想。比如，汉代就有法令规定，七岁以下的男童，除非犯下“十恶”中的“不道”罪行，否则不得拘禁。在审讯过程中，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审讯手段进行了严格限制，如《唐律疏议》规定禁止对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刑讯逼供。此外，收赎制度也允许未成年人通过缴纳赎金来免除刑罚。

除了立法和司法层面的特殊优恤外，古代还注重通过教化思想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儒家强调通过教育感化人民，扬善抑恶。在家庭层面，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确保家族、家庭承担教化未成年人的责任。例如，设立惩戒权制度，赋予家长管教子女的权力；同时规定子女犯罪时，家长也应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采取了相对宽大的处理方式，但当罪行危及统治者的统治时，未成年人仍可能受到严酷的处罚。这表明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恤是以不危及政权为前提的。

总的来说，古代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方式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和关爱，同时也注重通过教化和家庭责任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然而，这些政策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需要在现代社会中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扬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