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犯不找被害人拿谅解书，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 案件性质与证据情况：

   • 在一些诈骗案件中，诈骗犯可能认为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证据确凿，即使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书，也难以改变案件的定性或量刑。例如，当诈骗金额巨大、犯罪手段恶劣、社会影响广泛时，司法机关在量刑时会综合考虑多种因素，谅解书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参考，而非决定性因素。
   • 另外，如果诈骗犯认为被害人不会出具谅解书，或者出具谅解书需要付出过高的代价（如巨额赔偿），他们可能会选择放弃这一途径。

2. 法律程序与策略考量：

   • 诈骗犯可能更倾向于通过其他法律程序或策略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如认罪认罚、积极退赃等。这些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更能体现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从而在量刑时得到一定的从宽处理。
   • 此外，诈骗犯可能担心，如果主动找被害人拿谅解书，反而会暴露自己的行踪或意图，增加被抓捕或起诉的风险。

3. 被害人态度与心理：

   • 被害人可能因遭受诈骗而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心理创伤，对诈骗犯充满愤怒和敌意。在这种情况下，被害人可能不愿意出具谅解书，甚至可能拒绝与诈骗犯进行任何形式的接触或沟通。
   • 即使被害人愿意出具谅解书，也可能提出一些诈骗犯难以接受的条件，如要求全额赔偿损失、公开道歉等。这些条件可能让诈骗犯觉得取得谅解书的成本过高，从而选择放弃。

4. 法律效果与实际利益：

   • 谅解书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具有一定的量刑从宽作用，但其效果并非绝对。诈骗犯可能认为，即使取得谅解书，也无法显著减轻自己的刑罚或改变案件的走向。
   • 另外，诈骗犯可能更关注自己的实际利益，如如何逃避法律制裁、如何保留非法所得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认为找被害人拿谅解书并不是最优的选择。

针对诈骗犯是否应该找被害人拿谅解书的问题，我的建议是：

• 如果诈骗犯确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愿意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表达悔罪态度，那么尝试与被害人沟通并争取谅解书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这有助于体现犯罪嫌疑人的悔罪表现，从而在量刑时得到一定的从宽处理。
• 然而，如果诈骗犯认为取得谅解书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或效果有限，那么他们应该考虑其他更有效的法律程序或策略来减轻自己的罪责。例如，可以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工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主动退赃等。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无论诈骗犯是否选择找被害人拿谅解书，他们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并应该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面对法律制裁时，积极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表达悔罪态度才是正确的做法。如果你有任何关于刑事案件或诈骗犯罪的法律问题，可以直接向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