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到案经过自首怎么认证”的问题，这主要涉及到司法实务中对于“经其他事由通知到案型”自首的认定。在认定此类自首时，我们通常会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

一、判断行为人经通知到案行为中是否蕴含投案“主动性”

在司法实务中，侦查机关有时会以与行为人所涉罪行无关的其他事由（如“查验户籍”、“配合调查”等）口头或电话通知行为人到案。此时，行为人虽有一定的配合侦查机关执法办案的义务，但关键在于判断其到案行为是否蕴含了投案的“主动性”。如果行为人明知侦查机关通知事由虚假，或很大概率与自身近期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有关，而仍选择配合到案，或者不论公安机关调查的是行政违法还是刑事犯罪都予以配合，且主观上概括认知其到达指定地点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而仍主动将自身置于侦查机关控制之下，那么这种情形下的到案行为应被视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二、以优势证明标准判断印证行为人“主动投案”的证据材料

在认定自首时，我们需要借助刑事程序思维，适用优势证据标准。即使侦查人员以与行为人所涉罪名关联度不深的虚假事由或指向不明确的事由通知行为人到案，但如果有其他证据（如行为人的供述、投案前的准备活动等）能够印证行为人已认知到侦查人员通知的事由虚假，或已做好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心理准备，并进行了投案前的准备活动，那么这些证据材料应被视为强于或优于相反证据，从而认定行为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三、判断行为人到案是否实现了自首制度设立目的

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行为人悔过自新，并降低司法成本。因此，在认定自首时，我们需要判断行为人的到案行为是否促进了案件的侦破，是否符合自首制度的“立法本意”和价值取向。如果行为人到案后第一时间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且其到案行为客观上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和诉讼进度的加快，那么这种情形下的到案行为应被视为实现了自首制度的目的。

四、强化履行对自首认定的法律监督职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在认定自首时，检察机关应强化对此种情形下自首证据材料的收集和审查，并做好对量刑从宽幅度的法律监督工作。司法人员应注重审查侦查机关出具的到案经过、通知事由等证据材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同时结合行为人到案后第一时间供述情况，以及印证行为人到案前“主动投案”等客观材料予以综合认定。此外，自首作为我国刑法中的重要从宽量刑情节，其从宽幅度的具体刑罚裁量应结合行为人投案的时间、动机、方式，以及行为人罪行轻重、对司法资源的节约程度、供述的彻底性和稳定性等情节综合认定。

综上所述，对于“到案经过自首”的认证，我们需要从行为人的投案主动性、证据材料的优势性、自首制度目的的实现性以及法律监督的强化性四个方面进行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