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索贿案件中，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定罪的关键环节，需结合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综合判断。以下是具体分析：

1.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法定内涵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索贿型受贿罪的构成需满足“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要件。其核心在于：国家工作人员基于职务身份，直接或间接支配公共权力或管理职能，为他人谋取利益并索取财物。这里的“职务”包括本职岗位、临时授权或委托事项，但需与职权形成直接关联。

2. 索贿中“利用职务便利”的认定标准

   • 职权关联性：索贿行为必须与职务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例如，税务人员以“不征税”相威胁索取财物，或审批人员以“拖延审批”为条件索贿，均属于利用职务便利。
     
   • 主动性与强制性：索贿区别于被动受贿，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主动提出财物要求，并利用职权形成的心理强制迫使对方交付。例如，医生以“不安排手术”为由索要红包，即使未直接使用暴力，仍构成利用职务便利。
     
   • 职务范围的延伸性：即使索贿行为超出常规职权范围（如利用同事职权或影响他人职务），只要基于职务身份形成的便利条件，仍可能被认定。例如，局长通过下属职务便利索贿，仍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3. 司法实践中的常见情形

   • 直接利用职权：如法官以“判决轻判”为条件索贿，或公务员以“发放补贴”为由索要财物。
     
   • 间接利用职权：如通过配偶、子女等特定关系人索贿，或利用职务影响力干预他人决策（如领导暗示下属向第三人索贿）。
     
   • 渎职型索贿：如监管人员以“不查处违规”为由索贿，虽未直接行使职权，但属于滥用职务形成的监管便利。

4. 与“利用工作便利”的区分
   需注意排除“利用工作便利”的情形。例如，公司员工利用熟悉环境偷拿财物，或国家工作人员因工作关系结识他人后索贿，但未利用职权影响的，不构成受贿罪。关键区别在于：职务便利与职权直接相关，工作便利仅基于工作环境或身份。

总结：索贿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需满足职权关联性、主动强制性及职务范围延伸性，司法实践中通过行为与职权的因果关系、心理强制程度等综合判断。若涉及具体案件，可进一步提供细节，我会结合证据链和司法解释为您分析定罪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