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帮助犯的界分规则，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一、结论前置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帮助犯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是否存在共同犯罪行为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考量。具体来说，若行为人仅概括明知他人可能实施犯罪，未与被帮助者就具体犯罪行为进行通谋，且未参与后续实施的诈骗犯罪及违法所得分成，则更倾向于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反之，若行为人具体明知他人实施诈骗犯罪，并与之存在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则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帮助犯。

二、详细分析

1. 犯罪主观方面的考量

   •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的明知多为“概括明知”，即仅知道他人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但不确定具体犯罪行为、手段等。行为人主观上并未与被帮助者就诈骗犯罪进行通谋。

   • 诈骗罪帮助犯：行为人的明知是“具体明知”，表现为“事前通谋”或者“事中勾连”，对基本犯罪事实有起码的认知，并具有共同实施诈骗的犯罪故意。

2. 犯罪客观方面的考量

   •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行为人提供的帮助行为，如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讯传输等技术支持，或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并未直接参与诈骗犯罪的实施。行为人与被帮助者的联系通常不紧密，未形成长期、稳定的配合关系。

   • 诈骗罪帮助犯：行为人提供的帮助行为直接促进了诈骗犯罪的实施，如提供伪造的身份证件、协助注册诈骗账号等。行为人与被帮助者之间存在紧密的配合关系，通常具有共同犯罪的意思联络。

3.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考量

   • 在对涉电信网络诈骗提供帮助的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时，需要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于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直接占有被害人财物的故意，未与被帮助者存在诈骗层面的通谋、勾连，或者对被帮助者如何具体诈骗钱财缺乏基本了解，客观上未实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未参与犯罪所得分成，未进一步实施帮助诈骗犯罪实行行为的，则不宜以诈骗罪帮助犯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实例说明

以翟某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案为例，被告人翟某可按照“上线”提供的电话号码，使用自己手机拨通后放到电脑耳机旁，由“上线”冒充快递客服等身份诱使被害人添加微信或QQ。在该阶段，“上线”尚未实施诈骗钱财的具体犯罪行为，翟某可虽认识到“上线”的行为可能是实施诈骗犯罪，但其主观认识内容并未达到共同犯罪故意的程度。翟某可仅通过提供话务支持获取报酬，且与诈骗犯罪行为人联系并不紧密。因此，翟某可的行为被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综上所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帮助犯的界分规则，需要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明知内容、是否存在共同犯罪行为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考量。在具体案件中，应根据行为人的具体行为、主观故意、对上游犯罪所起作用及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