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不直接规定具体罪名而由最高法确定罪名，主要是基于法律稳定性、灵活性以及司法实践统一性的综合考量。以下从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1. 法律稳定性的需求：

   • 刑法作为基本法律，其条文需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不宜频繁修改。如果刑法直接规定具体罪名，那么随着社会发展和犯罪形态的变化，刑法条文将需要不断修订，这显然不符合法律稳定性的要求。
   • 由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文件来确定罪名，可以在不修改刑法条文的前提下，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和更新罪名体系，从而保持法律的相对稳定性。

2. 法律灵活性的体现：

   • 犯罪形态千变万化，新的犯罪类型不断涌现。如果刑法对罪名进行过于具体的规定，可能会限制法律对新型犯罪的打击能力。
   • 最高法作为司法机关，具有更贴近司法实践的优势，能够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确定罪名，以更好地适应打击犯罪的需要。例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日益增多，最高法可以及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明确网络犯罪的罪名和构成要件。

3. 司法实践统一性的要求：

   •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同一犯罪行为，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可能会有不同的罪名认定。这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和判决差异，影响法律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 由最高法统一确定罪名，可以确保全国范围内对同类犯罪行为的罪名认定保持一致，从而维护司法实践的统一性。例如，对于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行为，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其构成盗窃罪，避免了各地法院对此行为罪名认定的分歧。

4. 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合作：

   • 立法机关（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制定和修改法律，而司法机关（如最高法）则负责解释和应用法律。这种分工合作有助于确保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更加科学、合理。
   • 刑法规定犯罪行为和刑罚，而具体罪名的确定则属于法律应用层面的工作。由最高法来确定罪名，符合立法与司法的分工原则，有助于提高法律实施的效率和准确性。

举例说明：

• 假设刑法中只规定了“盗窃财物”的犯罪行为，但没有明确“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罪名。随着信用卡的普及，这种犯罪行为逐渐增多。如果刑法直接规定具体罪名，可能需要频繁修改以适应新情况。而由最高法通过司法解释明确“盗窃信用卡并使用”构成盗窃罪，则既保持了刑法的稳定性，又及时打击了新型犯罪。

总结与建议：

• 刑法不直接规定具体罪名而由最高法确定罪名，是法律稳定性、灵活性以及司法实践统一性的综合体现。这种做法有助于确保法律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打击新型犯罪，同时维护司法实践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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