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案工具没收后的处理方式，这确实是一个涉及法律原则与司法实践的重要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根据我国刑法第64条的规定，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应当予以没收的。这一规定构成了我国犯罪工具没收制度的主要实体法依据。

然而，在没收的限度上，究竟是应当一律没收，还是要考量具体情形区别对待，这确实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犯罪工具的没收应当引入公法的比例原则，进行妥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三个维度的考量。

妥当性考察： 没收犯罪工具作为刑事处分手段，其目的在于预防和打击犯罪，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从这一角度看，没收犯罪工具对于达成刑法目的原则上可谓妥当。但也要注意到，并非所有犯罪工具都必须没收。例如，在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况下，同样存在免予没收犯罪工具的可能性。

必要性考察： 必要性原则关注的是手段是否是最必需、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是否是最小的问题。在犯罪工具的处置上，除了“予以没收”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可供选择的替代手段？例如，是否可以通过除去该物的特定设备或标记，或以其他方式改变该物，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如果存在这样的替代手段，并且它们能够达到与没收相同的效果，那么我们就应当考虑采用这些更轻的措施。

均衡性考察： 均衡性原则关注的是手段本身的力度问题。对于没收犯罪工具而言，这主要涉及裁量没收的量度问题。一律全部没收可能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符合均衡性要求。因为犯罪情形的多样性以及犯罪工具在犯罪行为中所扮演角色的轻重差异，都应当被纳入考虑范围。因此，没收犯罪工具应该存在程度的区分，可以根据案件情况综合考虑是否全部没收或部分没收。

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还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如犯罪本身的危害轻重、犯罪工具在犯罪行为中所起作用的大小、犯罪工具本身的属性以及犯罪人将犯罪工具投入犯罪时的心理状况等。这些因素都将影响没收犯罪工具的适用指向和力度。

总的来说，作案工具没收后的处理方式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案件情况，引入比例原则进行妥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的综合考量。这样既能有效预防和打击犯罪，又能充分保护公民的私权利，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