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选择升格法定刑幅度需综合考量犯罪构成要件、量刑情节、社会危害性及类案参考，具体分析如下：

1. 回归刑法条文本身，结合犯罪构成要件判断
   法定刑升格通常与犯罪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构成要件挂钩。例如，盗窃罪中“数额特别巨大”或“多次盗窃、入户盗窃”等情节，可能触发升格刑。此时需严格对照刑法条文，分析行为是否符合升格条件中的客观要件（如数额、次数、后果）和主观要件（如故意、动机）。若行为同时满足多个升格条件，原则上应选择处罚更重的幅度。

2. 综合评估量刑情节，区分法定与酌定情节

   • 法定情节：如累犯、自首、立功等，可能直接影响法定刑的选择。例如，累犯通常需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若原行为已接近升格刑标准，累犯情节可能成为升格的“最后一根稻草”。
     
   • 酌定情节：如犯罪手段残忍、社会影响恶劣等，虽无法直接决定升格，但可通过“量刑规范化”规则影响最终刑期的选择。例如，在故意伤害案中，虽未达“重伤”标准，但手段特别残忍的，可能通过酌定情节突破基本刑幅度。

3. 结合社会危害性与预防必要性
   法定刑升格的核心目的是惩罚与预防犯罪。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显著高于同类案件（如针对弱势群体的犯罪、在特殊时期实施的犯罪），即使未达司法解释的“数额”或“次数”标准，也可通过论证行为的“特别恶劣性”或“特别危险性”，支持升格刑的适用。例如，疫情期间哄抬物价，虽未达“数额巨大”，但可能因“扰乱社会秩序”被升格处罚。

4. 参考类案判决与学术观点
   在无司法解释时，类案判决是重要参考。可通过检索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公报案例或本地高级法院的典型判决，分析类似案件中法定刑升格的裁判逻辑。同时，学术观点（如刑法教科书、权威论文）可能提供理论支持，例如对“情节严重”的扩张解释或对“社会危害性”的量化分析。

5. 程序保障：避免“类推解释”风险
   需严格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前者是在刑法用语可能含义范围内解释，后者是超出用语范围创设新规则。例如，将“网络诈骗”中的“虚拟财产”解释为“财物”属于扩大解释，但若将“盗窃”行为类推为“诈骗”，则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选择升格刑时，必须确保解释结论不突破刑法条文的文义射程。

实务建议：在具体案件中，建议制作详细的《量刑意见书》，列明升格刑的法律依据、事实依据和类案参考，并通过庭审辩论强化说服力。若对升格刑的选择存在争议，可提前与检察机关沟通量刑建议，或通过专家论证增强意见的专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