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被害人被打案件中，若子女不在场，通常不会直接录取子女口供或录像，但存在例外情形。以下从法律程序、证据规则及实务操作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1. 法律程序角度：口供的采集对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口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采集对象仅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证人证言的采集对象为知道案件情况的人。

• 若子女未目击案件：作为被害人亲属，若子女未在现场、未目击被打过程，则不属于“知道案件情况的人”，公安机关无权强制要求其提供口供或录像。
  
• 若子女目击案件：即使不在场（如事后到达现场），若子女能描述案件关键细节（如加害人特征、事发经过等），则可能被要求作为证人提供证言，但需自愿配合，且需遵循证人作证程序（如签署《证人权利义务告知书》）。

2. 证据规则角度：口供与录像的证据效力

• 口供的合法性：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应当予以排除。但证人证言的采集需遵循自愿原则，禁止以威胁、引诱、欺骗等方式获取。
  
• 录像的适用场景：公安机关对证人作证过程进行录音录像，需满足《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零五条的条件，即“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若案件未达此标准，通常不会对证人作证过程强制录像。
  
• 子女不在场的证明力：若子女未目击案件，其陈述可能被认定为“传来证据”（间接证据），证明力较弱，通常不会作为定案关键证据。

3. 实务操作角度：公安机关的调查权限

• 调查范围：公安机关有权询问被害人、目击证人及其他知道案件情况的人，但需出示工作证件，并告知作证义务及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
  
• 子女配合义务：若子女拒绝作证，公安机关一般不能强制，但若子女是案件关键知情人（如加害人亲属），可能面临“拒不作证”的法律风险（如《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伪证罪，但需以“在刑事诉讼中”为前提）。
  
• 例外情形：若子女与案件存在利害关系（如加害人配偶），其证言可能被认定为“利害关系人证言”，需结合其他证据综合认定。

实务建议

1. 若子女未目击案件：无需主动配合公安机关作证，但若被要求，可要求出示合法手续（如《询问通知书》），并有权拒绝非法要求。
   
2. 若子女目击案件：建议如实陈述，但可要求对作证过程录音录像以保障权益，或委托律师陪同。
   
3. 若公安机关违规操作：如强制录取口供、威胁作证等，可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或检察院投诉。

总结：子女不在场时，公安机关通常不会强制录取其口供或录像，但若子女掌握案件关键信息，可能被要求自愿配合。具体操作需结合案件性质、证据规则及公安机关调查权限综合判断。如有疑问，可直接向我咨询刑事诉讼程序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