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犯罪中的犯罪成本不应当在犯罪数额中扣除。以下从不同角度对此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一、法律定性角度
受贿犯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其犯罪性质及量刑是综合多方面因素判定的，不会因犯罪成本的存在而改变其本质违法性。犯罪成本，诸如受贿者为实施受贿行为所投入的精力、时间、资金等，只是其自身实施犯罪过程中的付出，并非法定量刑考量时可扣除或减轻处罚的依据。法律判定受贿犯罪及刑罚，依据的是受贿行为对社会秩序、国家廉政制度、公共利益等造成的损害，以及受贿数额、情节严重程度等法定标准。
二、犯罪成本性质角度
犯罪直接成本：在行受贿案件中，常见的犯罪直接成本包括具有财产价值属性的税款支出、手续费用、经营成本等类型。这些成本表面上是交纳的合理费用，而本质上是完成行贿犯罪的必然要件，故应属于行贿犯罪的直接成本。例如，在炒房获利受贿案例中，行贿人通过炒卖商铺的方式向受贿人实施行贿，该商铺成为实现行贿目的之媒介，买卖时支付的相关税费即为行贿犯罪的直接成本。
财物属性判断：对于房产交易产生的税费是否具有受贿犯罪中的财物属性，通常判断方式为该税费是否属于取得该财物的必要支出。倘若取得该财物都必须支付相应税费，则税费属于该财物价值的评价要素之一，与该财物具有密不可分性。因此，这些税费应被视为受贿人实际收受的财物的一部分。
三、量刑考量角度
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我国刑法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如果将作为行贿直接成本的税费从受贿金额中扣除，将导致降低受贿人犯罪总额的认定，造成刑罚结果偏轻，出现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形。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监察法实施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应当依法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坚持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若将相关税费从受贿总额中扣除，则导致该部分税费没有进行刑法的适法性评价，存在将犯罪直接成本合法化的争议，将直接影响打击职务犯罪的效果，不利于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
四、实践案例角度
以炒房获利受贿案例为例，行受贿双方主观上已然形成通过炒房完成行受贿犯罪的合意，买卖房屋过程中涉及相关税费属于常识性费用，行受贿双方对税费的支付均处于明知状态。受贿人在获益后仅将行贿人代为支付的购房款退还，证明其具有占有相关税费的主观故意；客观上，这些税费本应由受贿人支付，却均由行贿人代为支付并帮助受贿人办理权属登记手续，受贿人具有实际收受房产交易税费的客观表现。因此，相关税费数额应当计入受贿金额。
法律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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