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法与国家法确实存在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1. 一致性：

   •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在法的目标和功能、法的内容、解纷方式等方面具有一些内在的共同性。例如，习惯法所反对、不容的某些行为也为国家制定法所禁止，习惯法所提倡、鼓励、赞成的某些行为也为国家制定法所确认和保护。
   • 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具有共源、同生、并行的关系，客观上互相支撑、相互影响。这表明两者在社会发展中相互依存，共同维护社会秩序。

2. 不一致性：

   • 尽管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一致性，但它们之间也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情况。这主要体现在民事、刑事规范以及诉讼程序的规定上。
   • 这种不一致性是基于习惯法赖以存在的基础、价值、实施等与国家制定法有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不能共生，反而体现了法律体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

3. 互补性：

   • 由于国家制定法的局限和资源供给的不足，习惯法能在调整范围、功能等方面补充国家制定法。习惯法所规范的内容与民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保护的是民众的日常权利，因此能为人们所信赖和依从。
   • 国家在法律制定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汲取习惯法的合理内容，吸纳习惯法的积极因素，使国家法有坚实的社会基础。这表明习惯法在国家法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4. 适用条件：

   •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处理民事纠纷时，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习惯，但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体现了习惯法在法律体系中的补充地位，同时也限制了其适用条件。
   • 习惯法的适用需要满足一定条件，如须是多年惯行之事实，有法的确信，且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这些条件确保了习惯法的适用不会与现行法律体系产生冲突。

综上所述，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存在共生关系。它们在某些方面具有一致性，也在某些方面存在不一致性，但正是这种多样性和包容性使得法律体系更加完善。同时，习惯法在国家法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法律体系提供了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