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责险保险合同中约定理赔时必须提供安监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这一条款的合理性需分情况讨论，具体分析如下：

1. 从合同自治原则看，条款本身具有形式合法性
   根据《保险法》第十条，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只要双方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签订合同，且条款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如《安全生产法》《保险法》中关于理赔的禁止性规定），该约定原则上有效。安监部门作为安全生产监管主体，其出具的事故证明具有权威性，保险人将其作为理赔要件，属于风险控制手段的合理范畴。

2. 从实质合理性看，条款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 证明义务分配失衡：若事故原因明确（如现场监控、第三方目击者、医疗记录等证据充分），却强制要求安监证明，可能违反《保险法》第二十二条的“最大诚信原则”。保险人应主动调查核实事故，而非将举证责任完全转嫁给被保险人。
     
   • 行政程序障碍：安监部门出具证明需履行调查程序，可能耗时较长。若合同未约定证明提交的合理期限，或未明确“无法取得证明时的替代方案”（如允许提交其他等效证据），可能损害被保险人及时获赔的权利。
     
   • 与法规冲突风险：部分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可能规定特定事故无需安监证明（如小额事故、明显责任事故）。若合同条款与上位法冲突，该约定可能被认定无效。

3. 实务建议

   • 对投保人：签订合同时应要求保险人明确“安监证明”的具体要求（如证明内容、提交期限），并协商补充“无法取得证明时的处理方式”（如允许提交警方、消防、医院等机构出具的证明）。
     
   • 对保险人：设计条款时需平衡风险控制与理赔效率，避免过度依赖单一证明形式。例如，可约定“安监证明为优先证据，但被保险人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的，保险人不得拒赔”。
     
   • 争议解决：若发生纠纷，法院或仲裁机构会综合审查事故性质、证据充分性、条款是否显失公平等因素，可能依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格式条款无效情形）或《保险法》第十九条（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义务的条款无效）进行裁判。

总结：该条款的合理性取决于具体条款设计、事故情况及证据充分性。若条款未排除其他合理证明方式，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则具有约束力；反之，可能因显失公平或与上位法冲突而被否定。建议根据个案情况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