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处理，体现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与人文关怀，主要从刑事责任年龄、处罚制度以及教化预防三个方面进行规制。

一、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

古代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有明确的规定，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据《礼记·曲礼》记载，“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这是古代最早的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意味着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即使犯罪也不受刑罚。汉代郑玄对此注解，认为八岁以下者，除非是杀人，否则即使犯罪也不受刑罚。战国《法经》则规定，对于年龄未满十五岁的犯罪人，根据犯罪的性质和情节的轻重，减轻处罚。到了唐代，立法技术臻于成熟，对刑事责任年龄进行了更为明确和细致的分类，如《唐律疏议·名例律》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细分为十五岁以下、十岁以下和七岁以下三个年龄段，根据犯罪的轻重，减轻责任的程度也有所区别。这一规定被后代所继承和借鉴，具有相对的固定性和延续性。

二、处罚制度的宽宥与体恤

古代法律在处罚未成年人犯罪时，遵循了宽宥与体恤的原则。一方面，强调预防和报应并重，注重改造为主，处罚为辅。对于特定情况的未成年人犯罪，免除其刑罚，并通过宗族、社会等对其进行教化。如西周的“三赦”之法规定，“非手杀人，他皆不坐”。另一方面，古代法律还规定了减免死刑、适用上请和收赎制度等措施。上请制度指司法官吏不得擅自审理而必须奏请皇帝裁决的制度，适用于事关重大但情节可以原宥的案件，如《宋刑统》规定，十岁以下犯罪人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收赎制度则指用财物赎免刑罚，主要适用于轻罪，如《唐律疏议·名例律》规定，十五岁以下犯罪人犯流罪以下，收赎；十岁以下犯罪人盗及伤人者，亦收赎。

三、教化与预防的并重

古代法律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还非常注重教化与预防。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法系的指导思想，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外儒内法、儒法合流的治理格局。古代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重在预防、教化，主要从“学校—宗族—社会”三个维度展开。在学校方面，通过教育普及法律知识；在宗族方面，族规、家规的宣传教化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重要方式；在社会方面，通过公示法律、公开宣判、公开行刑等方式进行法律宣传，以震慑、警戒未成年人，防止其违法犯罪。

综上所述，古代对于未成年犯罪的处理体现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与人文关怀，通过明确刑事责任年龄、宽宥体恤的处罚制度以及教化与预防并重的策略，对未成年人进行了倾斜性保护。这些规定和做法对当下治理刑事犯罪低龄化以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