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委很少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 立案标准与证据要求：

   •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相对较高，要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额巨大，同时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这一标准在实践中往往难以直接满足，因为需要证明“不能说明来源”这一主观状态，而主观状态的证明在法律上具有较大难度。
   • 纪委在调查过程中，更注重收集直接证据来证明违纪违法行为，如贪污、受贿等。相比之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往往作为“兜底”条款，在其他罪名无法成立时才考虑适用。

2. 与其他罪名的竞合与选择：

   • 在纪委调查的案件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来源往往涉及多种违法行为，如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这些罪名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存在竞合关系，即同一行为可能同时触犯多个罪名。
   • 在这种情况下，纪委和检察机关通常会选择更具体、更直接的罪名进行指控，因为这些罪名往往有更明确的证据标准和更严厉的刑罚。相比之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罚相对较轻，且证据要求较为模糊，因此不是首选。

3. 调查难度与成本：

   • 调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纪委需要全面调查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状况、收入来源以及支出情况，并尝试追溯其财产来源。这一过程往往复杂且耗时，且不一定能取得理想的结果。
   • 相比之下，调查其他更具体的罪名，如贪污、受贿等，往往有更明确的线索和证据支持，调查难度和成本相对较低。

4. 法律效果与社会影响：

   • 从法律效果来看，以更具体的罪名指控国家工作人员往往能产生更强烈的震慑作用。因为这些罪名直接关联到具体的违法行为，更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
   • 从社会影响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时可能引发公众对司法公正性的质疑。因为该罪名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被告人的“不能说明来源”这一主观状态，可能给人留下“口袋罪”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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