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诈骗犯的受害人变为诈骗犯，这一身份转变确实可能对量刑产生影响，但具体影响需结合案情细节和法律规定综合判断。以下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

1. 身份转变的定性影响

• 从受害人到加害人的转变：若行为人最初因诈骗行为遭受损失（如被其他诈骗犯欺骗），但后续主动实施新的诈骗行为，则其身份从受害人转变为加害人。此时，量刑将完全基于其新实施的诈骗行为，与之前的受害人身份无直接关联。法院会依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罪）的规定，根据诈骗数额、情节严重程度等量刑，而非考虑其曾受骗的经历。
• 受害人身份的间接影响：若行为人因被诈骗导致生活困境（如债务缠身、精神崩溃），进而实施诈骗行为，法院可能酌情考虑其动机的“情有可原性”，但这种影响通常有限。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量刑的核心依据是犯罪行为的危害性，而非动机的合理性。因此，除非能证明行为人因被诈骗导致精神障碍或丧失辨认能力（需司法鉴定），否则受害人身份不会成为减轻处罚的法定理由。

2. 量刑的关键因素

• 诈骗数额与情节：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巨大或特别巨大的，分别对应不同量刑档次（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若行为人从受害人转变为诈骗犯后，诈骗数额达到更高档次，量刑将显著加重。
• 主观恶性与认罪态度：若行为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或退赃退赔，法院可能依据《刑法》第六十七条（自首）或第六十八条（立功）从轻或减轻处罚。反之，若行为人拒不认罪、逃避侦查或继续实施犯罪，量刑将更严厉。
• 前科与累犯情节：若行为人曾因诈骗或其他犯罪受过刑事处罚，再实施诈骗行为，可能构成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法院将依法从重处罚。此时，其曾受骗的经历不会成为减轻处罚的理由。

3. 特殊情形下的量刑考量

• “被害人-加害人”的因果关系：若行为人因被诈骗导致生活极端困难（如家庭破裂、重病无钱医治），进而实施诈骗，法院可能酌情考虑其动机的“被迫性”，但这种考量通常仅限于量刑幅度的下限，且需严格审查证据。例如，若行为人能证明其诈骗行为与被诈骗导致的直接后果存在因果关系（如为偿还被诈骗的债务而诈骗他人），法院可能酌情从轻处罚，但不会突破法定量刑幅度。
• 精神障碍的认定：若行为人因被诈骗导致精神障碍（如抑郁症、焦虑症），且经司法鉴定确认其犯罪时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可依据《刑法》第十八条不负刑事责任或减轻处罚。但此类情形需严格证明精神障碍与犯罪行为的直接关联性，且实践中认定标准极为严格。

4. 法律建议

• 若您或他人面临此类情形：建议立即委托专业律师介入，全面梳理案情（如诈骗数额、主观动机、认罪态度等），并收集相关证据（如被诈骗的证据、精神障碍鉴定报告等），以争取最有利的量刑结果。
• 预防风险：若因被诈骗导致生活困难，应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如报警、起诉诈骗犯），而非采取极端手段（如实施新的诈骗行为），否则可能面临更严厉的法律制裁。

总结：从受害人转变为诈骗犯，量刑的核心依据是行为人新实施的诈骗行为，而非其曾受骗的经历。法院会综合诈骗数额、情节、主观恶性等因素量刑，仅在特殊情形下（如动机被迫性、精神障碍）可能酌情从轻处罚。如有具体案情，可直接向我咨询，我将结合细节提供更精准的法律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