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同犯罪认定需结合行为人的职务属性、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因果影响力及主观明知程度进行综合判断，核心在于区分主从犯并明确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以下从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主从犯的区分标准及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要点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一、违法发放贷款罪共同犯罪的构成要件

根据《刑法》第186条及《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共同犯罪的成立需满足以下条件：

1. 主体要件：
   需为两名以上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若其中一人未达责任年龄，则不构成共同犯罪。例如，银行员工与未成年人共同实施违法发放贷款行为，仅对达到责任年龄的员工定罪。

2. 主观要件：
   共同犯罪人需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

   • 认识到自己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
     
   • 对犯罪结果持希望或放任态度。
     在违法发放贷款罪中，行为人需明知贷款发放违反国家规定（如未履行贷前调查、审查职责），仍故意实施。例如，支行行长在总行行长授意下，未审查虚假材料即签批贷款，可推定其具有间接故意。

3. 客观要件：
   共同犯罪人需实施共同的犯罪行为，且行为与危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例如，总行行长授意制作虚假材料、支行行长签批上报、贷审会审议通过，各环节行为共同导致贷款无法收回，均构成共同犯罪。

4. 客体要件：
   犯罪行为需指向同一犯罪客体，即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若行为人分别针对不同贷款项目实施违法发放行为，且无共同故意，则不构成共同犯罪。

二、主从犯的区分标准

根据《刑法》第2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主从犯的区分需秉持“实质作用说”，重点考察以下维度：

1. 行为支配力对比：

   • 主犯：在共同犯罪中起组织、领导或主要作用，如总行行长授意设立空壳公司、指使制作虚假材料、直接下达操作指令，拥有最终审批权及资金支配权。
     
   • 从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如支行行长在上级授意下仅履行形式审查职责，未参与核心决策。
     案例参考：张某案中，法院认定张某为从犯，因其签批行为虽为关键前置环节，但贷款审批权及资金支配权由曹某掌控。

2. 违法收益分配格局：
   若行为人未获取超出正常薪酬的非法利益，可佐证其从犯地位。例如，张某未参与涉案资金分配，仅领取正常工资，进一步支持从犯认定。

3. 制度性缺陷的影响权重：
   司法认定需考量制度环境对行为人选择空间的压缩效应。例如，商业银行“审贷分离”制度执行漏洞可能导致基层人员对上级指令存在结构性服从惯性，此时需防止客观归责。

三、司法实践中的认定要点

1. 职务行为与因果关系的双重考量：
   需区分程序性参与与实质性决策。例如，支行行长虽拥有形式审批权，但贷款发放的核心决策权由上级把控，其行为与危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较弱，更可能被认定为从犯。

2. 主观明知的层级性判定：
   对“明知”的认定需依据证据规则推定。长期从事信贷工作的人员，若多次违规操作且涉及特殊关系人，可推定其对违法性存有概括性认知。但需区分积极追求与放任型间接故意，前者更可能被认定为主犯。

3. 辩护思路重构：

   • 行为作用力切割辩护：论证被告人的职务行为属于贷款流程中的非必要环节，揭示上级审批程序的独立性。
     
   • 主观认知层次辩护：区分“明知”的具体程度，如仅知晓材料存在瑕疵但确信有足额担保，可主张缺乏违法性认识。
     
   • 制度归因的辩护运用：引入金融监管合规专家证言，剖析银行内控机制的系统性缺陷，将个体责任放置于制度失灵的宏观背景之下。

结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共同犯罪认定需以“实质作用论”为核心，结合行为人的职务属性、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因果影响力及主观明知程度进行综合判断。在司法实践中，主从犯的区分需重点考察行为支配力、违法收益分配及制度性缺陷的影响，以确保刑法评价的精准性。如有具体案情需进一步分析，可直接向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