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贪官将赃款转移至国外的情况，我国法律主要通过国际司法合作、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引渡与遣返等机制进行追缴和追责，具体处理方式需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和国际法律框架综合判断。以下从法律程序、国际合作、实际案例三个角度展开说明：

一、法律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独立于刑事诉讼的追缴机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98条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即使贪官未被引渡回国，我国法院可对“逃匿境外且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的嫌疑人，直接启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追缴其转移至国外的财产。

• 适用条件：需证明财产与犯罪行为直接相关（如贪污、受贿所得），且嫌疑人逃匿境外无法到案。
  
• 程序流程：检察院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公告→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法院审理后裁定没收。
  
• 国际执行：若财产在境外，需通过国际司法协助（如民事诉讼、资产分享协议）要求财产所在地国配合执行。例如，我国曾通过中加司法合作，成功追回外逃贪官徐超案中的千万赃款。

二、国际合作：引渡、遣返与刑事司法协助

1. 引渡：若贪官逃往国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如西班牙、法国等60余国），我国可提交引渡请求，将其押解回国受审，并追缴赃款。例如，杨秀珠案中，我国通过中美司法合作，最终将其引渡回国并追回部分资产。
   
2. 遣返：对未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可通过移民法途径（如非法移民、签证欺诈等）要求遣返。例如，赖昌星案中，加拿大以“违反移民法”为由将其遣返，我国随后追缴其转移的资产。
   
3. 刑事司法协助：通过双边条约或《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请求外国协助调查取证、冻结资产、返还赃款。例如，我国与澳大利亚合作，成功追回外逃贪官闫永明案中的2.8亿元赃款。

三、实际挑战与应对策略

1. 财产隐蔽性：贪官可能通过离岸公司、虚拟货币、艺术品投资等方式转移资产，增加追缴难度。对此，我国通过加强国际情报共享（如加入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系统）和金融监管合作（如参与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提升追踪能力。
   
2. 法律差异：部分国家对“政治犯罪不引渡”“死刑不引渡”等原则可能成为障碍。我国通过承诺不判处死刑（如对挪用公款罪）或修改国内法（如《刑法修正案（九）》取消贪污罪死刑）消除合作障碍。
   
3. 资产分享：部分国家要求与我国分享追回的资产（如美国《克莱瑞法》规定需返还50%以上）。我国通过谈判争取更大比例返还，或以“资产用于公益”为条件换取合作。

总结：贪官将赃款转移至国外并非“安全牌”，我国已建立“刑事追责+资产追缴”的双轨机制，并通过国际合作织密追逃追赃网络。若您遇到具体案件或需进一步了解某国合作细节，可直接向我咨询，我将结合案例和法律条文为您详细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