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提高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重点在于加强执法和综合治理。以下是对这一观点的详细分析：
一. 立法与执法问题的辨析
立法现状：当前，关于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已有明确规定。提高法定刑的呼吁往往源于社会对拐卖犯罪严厉打击的期望。然而，单纯提高法定刑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拐卖犯罪问题。
执法不严的问题：拐卖类案件的现实特点是执法不严，一些地方对这类案件处理不够重视。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如果执法不严，纵使法定刑再高，也难以发挥应有的威慑作用。因此，当前问题的症结在于执法，而非立法。
二. 人与动物保护法益的差异
保护法益的不同：收购珍贵动物与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虽然都涉及“收买”行为，但行为对象和保护法益的性质截然不同。人的价值不能简单地与动物相提并论，因此不能基于收购动物的刑罚来推断收买人的刑罚。
法定刑设置的复杂性：法定刑的设置是一个综合考量的过程，涉及法益侵害性、可谴责性、人身危险性、处罚必要性等多个因素。因此，不能仅凭直觉或单一因素来推断法定刑的轻重。
三. 追诉时效与继续犯的问题
追诉时效的考量：虽然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较低，导致追诉时效有限，但并不意味着无法追诉。在收买行为之后，往往伴随着非法拘禁、拐骗儿童等继续犯行为。这些继续犯的追诉时效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因此可以有效延长追诉期限。
继续犯的处理：对于收买后继续抚养儿童的行为，应认定为拐骗儿童罪这一继续犯。这样不仅可以避免追诉时效的问题，还能更全面地评价收买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
综上所述，提高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更重要的是加强执法力度，确保法律得到严格实施；同时，完善打拐防控体系，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意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多方面的综合治理措施。这样才能更有效地打击和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发生。如有进一步需要，您可以继续咨询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