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虚开增值税发票稽查认定处罚后移送公安，存在扩大金额的可能性，但并非必然，需分情况讨论。具体分析如下：
税务稽查与公安侦查的职责差异可能导致金额变化
税务稽查阶段主要基于现有证据（如发票流、资金流、货物流等）认定虚开金额，重点在于行政违法性。而公安介入后，会从刑事犯罪角度展开侦查，可能通过调取银行流水、物流单据、电子数据（如微信聊天记录、邮件往来）等更深入的证据，发现税务稽查阶段未掌握的虚开事实，从而扩大金额。例如，税务稽查仅查实企业对外虚开100万元，但公安侦查发现企业实际通过多个账户循环开票，虚开金额达500万元。
证据补充或新事实发现可能影响金额认定
若税务稽查阶段因证据不足未认定部分虚开行为（如未调取关联企业账目），公安通过强制措施（如搜查、扣押、询问证人）获取新证据后，可能将未认定的金额纳入。此外，若公安发现企业存在“变票”“洗票”等更复杂的虚开手段（如将进项发票品名变更为高税率商品以骗取出口退税），也可能重新计算虚开金额。
法律适用标准不同可能导致金额调整
税务行政处罚以“虚开税款数额”为核心（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而刑事犯罪需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如《刑法》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虚开税款数额10万元以上”）。若税务稽查阶段认定的金额未达刑事立案标准，但公安侦查后发现企业存在其他虚开行为（如为他人虚开、介绍虚开），可能将多笔虚开金额累计计算，导致最终认定的刑事犯罪金额扩大。
企业自查或配合程度影响金额认定
若企业在税务稽查阶段主动补缴税款、配合调查，税务机关可能从轻处罚并仅认定部分金额；但若企业隐瞒关键证据（如私设“小金库”用于虚开发票），公安介入后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如监控资金流向）发现真实金额，可能导致刑事案件中认定的金额远高于行政处罚阶段。
建议：若企业涉及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在税务稽查阶段即应委托专业律师介入，通过梳理证据链、论证业务真实性（如提供合同、物流单据等）争取降低行政处罚金额；若案件已移送公安，需重点配合侦查，同时从“主观无故意”（如被蒙骗、不知情）或“金额计算错误”（如重复计算、未扣除真实交易部分）等角度提出辩护意见，避免金额进一步扩大。如有具体案件细节，可进一步向我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