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确实较低。这一现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破产犯罪法律规定的局限性
罪名设置不完善：在我国《刑法典》中，与破产犯罪相关的罪名较少，主要包括妨碍清算罪、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帐薄、财务会计报告罪、虚假破产罪等。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如日本等设置了更为完善的破产犯罪罪名体系，包括诈欺破产罪、懈怠破产罪等。这种罪名设置的局限性可能导致一些严重的破产违法行为无法得到应有的刑事制裁。
破产法与刑法衔接不畅：虽然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破产事件和破产程序中的相关问题有一部分条文规范，但刑法中关于破产犯罪的规定与之相比仍显不足。这种衔接不畅可能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破产犯罪的认定和处罚存在困难。
二. 司法实践中的挑战
证据收集难度大：破产犯罪往往涉及复杂的财务交易和资金流转，证据的收集和分析难度较大。这可能导致一些破产犯罪行为因证据不足而无法被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资源有限：在处理破产案件时，法院需要投入大量的司法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司法资源有限，一些法院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简易程序或和解方式来解决破产案件，而不是通过刑事手段来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三. 社会因素的影响
对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在当前的国情下，“稳定压倒一切”的观念深入人心。一些大的困境企业往往涉及大量职工的安置问题，如果通过刑事手段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可能会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可能会更加谨慎地处理破产犯罪案件。
公众对破产犯罪的认识不足：由于破产犯罪在公众中的认知度较低，一些人可能对其危害性和严重性认识不足。这也可能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破产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我的观点：为了提高破产犯罪的适用率，需要从完善法律规定、加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收集和分析能力、增加司法资源投入以及提高公众对破产犯罪的认识等多个方面入手。同时，法院在处理破产案件时也应更加注重平衡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与打击破产犯罪之间的关系。如有进一步需要，您可以继续咨询我。